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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稅政策發力有助化解經濟困局

來源:昆明AG亚游集团企業管理谘詢有限公司   發布時間:2015-07-18   查看次數:637

 

    麵對今年以來的經濟下滑局麵,早前很長一段時間,財政政策並未發揮逆周期調節功能,不僅不“積極”,反而過緊。相反,貨幣政策承擔了更多財政功能,比如央行定向降準、再貸款、創新金融工具政策力度加大。此外,大量預算軟約束企業融資需求仍然旺盛,間接推高了實體經濟融資成本。因此,要改變貨幣政策越俎代庖行為,防範改革缺乏協調性對實體經濟帶來的風險,加快財政支出與財稅改革是核心。

    可喜的是,今年5月以來,上述變化已經在悄然發生,5月財政支出增速提升至20%以上,地方政府自主發債嚐試,深改組第三次會議亦對財稅改革進行頂層設計。在筆者看來,如果財政政策能夠切實發力,無疑將有助於破解經濟迷局,而財稅改革的全麵推進或帶來今年最大的改革紅利。

    貨幣政策越俎代庖緣由何在

    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作為傳統宏觀政策手段,其相機抉擇對熨平經濟周期至關重要。本來,依靠財政貨幣兩條腿走路可以更加穩健,但筆者發現,早前很長一段時間,財政政策並非積極,反而過緊。相反,貨幣政策定向投放實際上承擔著更多財政功能,而財政貨幣邊界混淆實際上孕育著較大風險。

    數據方麵或許能夠反映更多信息。可以看到,伴隨著財政約束的增強,早前財政支出明顯偏緊,今年1-4月全國財政收入累計同比增長9.3%,高於去年同期2.7個百分點。而與之相對,財政支出則明顯滯後,1-4月全國財政支出累計同比增長9.62%,遠低於去年同期4個百分點。特別是4月,財政支出僅為1.9%,接近零增長的支出怎能稱之為積極財政?

    與此同時,財政沉澱資金仍然較多。截至今年5月,國庫庫存現金餘額接近4萬億元。回想去年二季度中國經濟下滑較快之時,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也曾重點提到要注重用好這部分存量資金,如今來看,這部分資金的變化不大。因此,何不加快運用這筆存量資金,並注重於投於符合調結構、保民生方向?與財政缺席相對,貨幣政策似乎越來越多地承擔起調結構的作用。在筆者看來,貨幣政策發揮更大作用的思路是正確的,畢竟在影子銀行收縮之時,表內貸款應該適度放寬以對衝表外收縮,防止社會融資水平迅速減少對實體經濟的影響。

    但從貨幣政策工具來看,筆者發現,央行采取的工具正變得越來越非常規,包括應用更多定向措施、對金融機構再貸款、對特定金融機構降準、創新金融工具如PSL、SLO與SLF等。在筆者看來,定向工具的使用前提很多情況下是傳統貨幣政策失效,或是金融風險加大之時。

    在筆者看來,貨幣當局最主要的擔憂便是恐怕資金供給增加之後,中小企業無法得到貸款,資金仍舊重返預算軟約束的企業,因此采取定向。可見,央行此舉實屬無奈,畢竟財政改革,加強國企和地方融資平台預算約束應是財政改革與國企改革需要努力的方向。而正是由於改革缺乏協調性,財稅改革過慢才導致如今這種困局。

    但也應看到,雖然通過央行定向投放可以短期內起到應急之功效,但其弊端也不容忽視,如不透明、選擇性強、回歸行政手段、財稅金融混淆、央行從最後貸款人躍升為第一貸款人不利於防範金融風險,特別是與市場化的改革路徑不匹配,因此隻能作為臨時性與過渡性的措施。從長遠來看,減少貨幣政策越俎代庖行為,隻有協調推進改革,特別是加快財稅改革、國企改革、政府轉變等相關改革,才能使市場化的貨幣政策發揮最大作用,是化解困局的最有效之法。

    財政有望發揮更大作用

    當前國內經濟困局與財政支出過慢、財政改革滯後大有關聯。可喜的是,決策層對於這點已有明確認識,財政有望承擔著更大的作用。例如,5月以來,財政支出同比增速反彈至24.6%,便是財政政策由過緊轉向積極的反映。

    此外,決策層早前也提出了一係列“穩增長”政策,包括加大鐵路投資、棚戶區改造建設等。在筆者看來,上述項目具有工期較長,短期盈利性差的特點,要避免重走“四萬億”老路,應該明確銀行不宜承擔準財政功能,這部分資金主要應由財政出資,由此較好地降低資金成本,減少期限錯配,防範金融風險。

    同時,在主權負債還不高的有利條件下,建議應發行結構性減稅和發行調結構特別國債,專門用於保障房、基礎設施、水利及新技術和新能源等項目建設,並以此作為杠杆帶動地方融資與保障房建設,或對穩增長與調結構均有裨益。

    從長遠來看,財稅改革是全麵推進改革的重中之重。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了財稅改革的三大方向,即改善預算管理、完善稅收製度、理順財權與事權。在筆者看來,上述三大領域改革牽一發而動全身,不僅為經濟改革,也涉及到民生問題與政府職能轉變,是諸多改革能否有效推行的重要保障。正如全麵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三次會議所提出,財稅改革不是解一時之弊,而是著眼長遠機製的係統性重構。

    例如,財稅改革的加快有助於緩解新型城鎮化進程的資金困境。早前召開的深改組第三次會議將財稅與戶籍列為重點,正是出於切實推進以人為本城鎮化的考慮。要知道,當前全國農民工總量達到2.6億人,全國留守兒童超過6000萬人,城鄉流動兒童超過3500萬人,向上述人群提供與城鎮市民均等的社會保障與公共服務顯然存在龐大資金缺口。若想化解資金困境,財稅改革特別是理順中央地方財權與事權必須提速。

    在金融改革全麵推進之時,加快財稅改革對於防範金融經濟風險也越來越重要。可以看到,在眾多改革的貫徹實施之中,金融改革可謂領先一步。毫無疑問,金融改革的快速推進有利理順資金價格形成,提高資金利用效率,也有利於金融服務實體經濟。

    但如果財政改革、國企改革等領域不能有效推進,大量預算軟約束部門存在不僅推高了社會融資成本,讓中小企業步履維艱。同時,也導致大量僵屍企業出現,降低了經濟活力,加大了金融風險。總之,財政改革滯後於金融改革,效果恐怕很難令人滿意,也違背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初衷。

    如此看來,財政政策發揮作用,財稅改革加速推進,對於當前穩增長、調結構、控風險都是至關重要的,可謂是化解當前經濟困局的關鍵。值得肯定的是,決策層對財政的重要意義已經明確,伴隨著支出加大、對財稅改革頂層設計的通過,財政過緊、改革滯後的狀況有望改變。在此之上,如果改革與微刺激能夠同時發力,下半年中國經濟有望扭轉向下的趨勢,達到或接近7.5%的政府目標。(瑞穗證券亞洲公司首席經濟學家 沈建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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